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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海秋和六一织造厂
作者:金绛年 来源: 时间:2005-12-16 12:00:00

    胡海秋(1902--1985),浙江绍兴人。1950年6月加入民建,历任民建杭州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、民建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、民建中央委员会委员、民建中央委员会顾问。解放后,历任一、二届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协商委员会委员,浙江省人大代表,浙江省政协常委,一、二届杭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,杭州市政协副主席,杭州市副市长。      

    忠诚爱国的民族工业实业家胡海秋(1902--1985),名景涛,浙江绍兴人。早年留学法国,攻读纺织工业。回国后与同学一起,先后在上海、杭州创办六一织造厂。    

    胡海秋的一生,目睹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演进,亲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变革,经受了各个时期的锻炼和考验,走过了坎坷的道路。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、教育和民建组织的帮助下,他从一个朴素的实业救国论者,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风雨同舟的忠实朋友。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勤奋好学 远涉重洋攻读    

    胡海秋的父亲是北京京绥铁路局科员。胡海秋从小好学,天资聪颖,14岁时便与其弟一同考进天主教会办的高等法文学堂。这所学堂除了传教外,专门培养法国在华活动的所需人才。毕业考试成绩好的,还能分配到中法合办的京汉铁路、陇海铁路去工作。他父亲认为铁路是“铁饭碗”,指望兄弟二人毕业后能进铁路工作。    

    1918年,法国内阁总理给法文学堂两个公费留学法国的名额。当时正值国内军阀混战,一些青年人都想出国向西方寻求新知识,寻觅救国之道。胡海秋兄弟发愤攻读,终于以优秀成绩名列前茅,双双摘下了公费留学法国的“桂冠”。    

    同年秋,胡海秋兄弟远涉重洋,抵达法国首都巴黎。弟弟考上了法国北部的一所铁路工程学院。胡海秋不愿继承父亲认定的“铁饭碗”---铁路行业,而选择了棉纺织业,考上了法国东部安比挪市的棉纺织学院。    

    当时在外国,中国人是被看不起、受欺侮的。不论租房、上饭馆,处处吃亏受气,这些情况使他感到十分气愤,深深体会到弱国无外交,从而激发了他的“实业救国”之志。    

    安比挪市是法国的棉纺织业中心城市。学院内有中国学生20多人。入学后,胡海秋陆续结识了来自东海之滨的浙江籍同学杨雨田、陈浩、金赤文、秦炳洙和何浩翔5人,他们都是勤工俭学的学生,其中胡年龄最小。共同的抱负,一致的理想,使6人渐渐成为莫逆之交,亲如兄弟。经济上和生活上互相照顾,后来成为杭州六一织造厂的创始人。    

    在法国留学期间,有一次在巴黎中国领事馆,胡海秋初识周恩来同志。当时周在法留学期满,准备回国。周祖籍也是浙江绍兴,在异国遇同乡,倍感亲切,两人交谈甚久。周说,我们来欧洲一趟不容易,多学点本事,好回去报效祖国,我们的同胞太苦了。这几句话深深地印在胡海秋的脑海里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学成归来 一心“实业救国”    

    棉纺织业源于我国,历史悠久,但由于历来政府腐败无能,科学文化落后,崇洋媚外,固步自封,数百年来发展缓慢,以致国内对棉纺织品的需求,大部分依赖进口洋货。胡海秋等热血青年立志走实业救国之路,为寻求致力实业的新知识新技术,他们白天读书,夜间做工,勤俭节约,从1919年到1924年5年间陆续集资购买了数百本纺织技术书刊,取名为“六一藏书”,为实业救国的理想投下了第一笔资金。    

    胡海秋等经过5年苦读,毕业迫近,回国就业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。但当时的中国,军阀混战,政局动荡不安,洋货侵入,市场萧条,规模稍大的工厂都濒临倒闭的危险。他们通过国内亲友多方打听,认为在上海办较小的工厂,可能尚有生存发展的希望。尽管他们家庭都并不富裕,但还是分头想方设法筹措办厂资金计2万元,并商定不论出资多少,股份6人均等。他们雄心勃勃,在异国他乡就为回国筹建工厂的理想描绘蓝图。    

    通过棉纺织学院院长的介绍,毕业后胡海秋等人去一家制造纺织机器的百年老厂当实习生。该厂由棚户小厂逐步发展起来的工厂,当时已成为法国纺织机械业的大厂。这一事实,启发了他们,增强了他们创办针织厂的决心。在学习中,胡海秋等与厂方谈妥,订购了一批针织机,厂方在价格方面给予较大的优惠,并赠送一套样机,为筹建工厂打下了基础。    

    1925年春,胡海秋等结束了在法留学生涯,满怀信心,回到了阔别6年的祖国,立即开始建厂的筹备工作。首先是为选厂址而奔波。那时上海社会混乱,相比之下,租界虽较为安定,但租界房地产价格昂贵。最后在租界边缘闸北区山羊里租下一座小厂房,定名为六一织造厂,含有6人合办一厂之意。胡海秋被推选为业务经理,其他5人分别担任正、副厂长等职。同时,各人在家乡亲友中招收职工和学徒共计20余人。不久在法国订购的机器陆续运到,大家动手安装,参加生产,并传教学徒。1926年初,正式开始生产。胡海秋从此开始了“实业救国”的生涯。    

    上海是通商港口,工商业发达而又集中,洋货充斥市场,商贾中弱肉强食,尔虞我诈,这对涉世未深、经验不足、不谙生意经的6位洋书生来讲,真是荆棘林立,陷阱遍地。一个初创小厂,产品不论在外观及内在质量上均无法与洋货和老牌子国货相比较,要打开销路谈何容易!他们曾想以廉价倾销与之竞争,但经销商店均以银根紧缺为由,拒绝进货,而上海银钱业认为工厂是无底洞,小厂尤其靠不住,不予贷款,欲向外地打开销路,又因各地关卡林立,横征暴敛,不敢贸然尝试。到了1926年底产品积压成堆,资金枯竭,贷款无门,工资不能准时发放,工厂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一心指望“实业救国”的胡海秋面对严峻的现实,不甘心就此沉沦。他知道固守6人自办的信条已不可能,必须向外吸收资金,以扩充经济实力。胡海秋想到了在杭州开绸庄、经营绸缎而发了财的表兄徐宝琳,徐虽系旧式商人,却颇有远见,认为办工厂有利于国计民生,他愿意投给六一厂所需资金,但他建议:(1)工厂改组推荐其学生陈海珊协助经营业务。(2)厂迁杭州,以利于经济活动和业务推销。况且杭州的工资比上海低,可减少成本。经6人商议,同意徐的意见,并进行了改组,公推善于经营管理的陈浩为经理兼厂长,陈海珊为协理,徐宝琳为监理,胡海秋与其他4人作为厂方协助。六一厂有了资金,增添了设备,经过生产技术的改进,产品质量有了明显提高,同时增加了新品种,打开了东北等地的市场,业务蒸蒸日上。    

    但是,好景不长,“九一八”一声炮响,六一厂失去了东北大片市场。不过,日本的侵略激起了我国人民的民族觉悟,“抵制日货”的浪潮在全国范围掀起,胡海秋等人在产品包扎盒上印上“牢记九一八耻辱”、“毋忘五卅惨案,请用六一国货”等口号,既表示爱国之心,又为自己的产品作宣传。    

    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,给一蹶不振的民族工业以复苏的机会。六一厂虽失去东北市场,但上海、武汉等地的销路却逐渐打开了。加上当时北方军队急需配备御寒衣服,于是向各针织厂订购卫生绒衣裤。为了满足民用和军用两方面的需要,六一厂多次增添机器设备,增加工人,日夜24小时开工。这时六一厂已从一个小厂一跃成为全国针织内衣12个全能大厂之一,还在上海设立了发行所,这是六一厂生产兴旺的时代。    

    1937年8月淞沪抗战后不久,日本侵略军在金山登陆,嘉兴沦陷,杭州人心惶惶。胡海秋等抱着“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”的宗旨,把原材料、动力机等凡是可以拆开的东西,都运到绍兴农村和上海营业所匿藏起来。但不到一年,存沪物资被敌伪搜刮殆尽,绍兴农村的物资也遭汪伪“和平军”扫荡。胡痛心地说:“六一厂的血液被吮吸干了。”抗战8年,六一厂停产了8年。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惨淡经营 道路依然坎坷
    抗日战争胜利时,物换星移,老一辈创始人中已有4人先后去世,剩下的仅胡海秋、秦炳洙、徐宝琳3人,秦炳洙患病长期在沪疗养,徐宝琳也年老体弱。六一厂的复业重担无疑地落在胡海秋身上。但工厂复业需后继有人,当时徐宝琳之子徐寿松和金赤文之子金绛年已大学毕业,还有陈浩之侄陈宗光系六一厂创办时第一批学徒,有一定的技术经验,3人都支持胡海秋主持复业开工。经股东会研究决定,由胡海秋出任总经理,徐寿松为经理,金绛年为副经理,陈宗光为厂长,组成领导班子,共同筹备复厂工作。
    当时胡海秋已年过“不惑”,在设备流失、人员遣散、资金短缺的情况下,重整旗鼓。恢复生产要做许多工作,胡海秋和徐宝琳把自己的全部存款转入六一厂,作为流动资金;把已分散在各地的部分职工招请回厂;并招收练习生10人。1947年8月正式开工生产。复工后,胡海秋在管理工作上作了改革,在福利上制订一些稳定职工的措施:(1)公开账目、工资、奖励金,并按时公布。(2)建立职工俱乐部。(3)成立医务室、理发室、洗衣组,为职工服务。(4)举办夜校为练习生学习文化。(5)举办周末座谈会,听取职工意见。(6)提高工人工资,给女工享受年终奖金。这些开明措施,受到职工群众的欢迎,在当时社会上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。
    由于连年战争,旧中国经济萧条,物价不断上涨,货币贬值,国民党政府对棉纱等实行配给。胡海秋不愿走权贵之门,同流合污。复业后的六一厂仍苦苦挣扎,惨淡经营。作为总经理的胡海秋,欲进无门,欲罢不忍,只得时开时停,尽力维持。
    解放前夕,国民党经济趋于崩溃,前线军事节节惨败,反动政权在摇摇欲坠的情况下,企图在后方利用社会名流出面维持残局。当时胡海秋在工商界已颇有名气,杭州市旧商会两次改组时,都有人游说要他出任理事;他的留法同学毛庆祥系国民党要员,1946年专程来杭与胡海秋商量,要胡出面筹建“中国生产促进会杭州分会”,胡都一一婉拒。在解放战争进入大决战时,胡经常收听延安、北平等电台的广播,聆听到关于共产党的城市政策,以及黄炎培等号召爱国的工商业者要相信中国共产党、勿轻信谣言的宣传。因此,他思想比较稳定,有一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期待感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换了人间 企业得到新生
    1949年5月3日,是杭州市解放的日子,六一厂敞开大门,全厂职工列队站在行人道上,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。那天人们喜悦的情景,在很多年以后,胡海秋还常常乐为人道。
    解放初期,20年来备受摧残的六一厂,经济能力极为薄弱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召见胡海秋,向他讲解了党和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,指出: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,人民政府一定会大力支持的。不久,市政府派人到厂视察,决定由百货公司向工厂订货,人民银行给贷款。从此,六一厂生产稳定了,并且开始蓬勃发展,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    1950年,抗美援朝运动遍及全国各地,六一厂带头捐款购买飞机大炮。杭州各阶层人士组成赴前线的慰问团,胡海秋为副团长,他耳闻目睹了志愿军保家卫国的壮举,并参观东北老解放区的建设情况,回杭后即动员上海震旦大学医科毕业的大儿子报名参军。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,大儿子毅然投笔从戎,到部队从事医务工作。胡对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不仅积极拥护,而且率先响应执行。如1951年,六一厂就首先实行了劳动保险条例。这时,胡海秋也成了爱国民主人士中颇有声望的人物。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成立,他被选为副主任委员。
    胡海秋为国家作出了贡献,党和政府在政治上给予他荣誉和地位。作为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,他上北京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。在会上见到了周总理,总理走到他的身边,伸手说:“胡海秋先生,你好!”胡惊异周总理超人的记忆力,激动地说:“30多年未见了,您还记得我?”总理诙谐地笑着说:“怎么不记得,我们是老同学嘛,还是同乡哩!”胡向总理简要地汇报了回国办厂情况,总理鼓励他在工商界中带个头,把企业搞好,多为人民生产针织内衣,并风趣地说:“边区还有不少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呢。”周总理平易近人的作风,直率而又深刻的教诲,一直成为胡海秋鞭策自己的动力。
    1950年,民主建国会在杭州筹建分会,胡海秋被民建总会指定为筹备委员。从此,他以民主党派的成员,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诤友,积极从事民主党派活动。胡海秋是民建杭州分会第一、二届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。
    此后,胡海秋工作更加兢兢业业,除了做好厂里的工作外,还积极投身社会工作,向工商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,为利用、改造民族资本,发展社会生产而尽力。1952年“五反”运动开始,作为私营企业总经理的胡海秋不免受到冲击,对此他感到委屈,有些想不通,杭州市市长吴宪亲自找他谈话,帮助他理解这场运动的意义,一再勉励他要把生产搞上去。通过领导的启发,胡海秋端正了认识,也体会到党对自己的信任。面对国家经济恢复时期的困难,他变卖了家中的首饰,并与弟弟商量,卖掉其弟名下在杭的房屋,凑集了1万余元,投入厂中作为流动资金,原来存在厂里的存款也转为资本。1953年又去上海吸收了商业转业资金(鼎丰茶行)12.5万元。同年,杭州市政协成立,胡海秋被推选为市政协副主席。
    1953年,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。胡海秋积极响应,率先提出申请,经人民政府批准,六一厂于1954年4月5日公私合营,成为全市第一批改造试点单位。胡海秋被任命为公私合营六一织造厂的总经理。他与公方代表合作,融洽共事。由于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中起了表率作用,1956年,胡海秋当选为杭州市副市长。
    胡海秋为人谦虚谨慎,平易近人,办事脚踏实地,任劳任怨,自奉俭朴,洁身自爱。他在工商界中事事带头,起骨干模范作用,因此,深受工商界同仁的爱戴和敬佩。
    1957年,党的整风运动开始,胡海秋向党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。由于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,他被错划为右派。3年困难时期,他担任六一厂修补站总站负责人。当时他虽已60岁,而且带着政治压力,但仍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市内外14个修补站之间,为工厂渡过难关作出了努力。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安度晚年 峥嵘岁月堪忆
  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1980年,中共杭州市委对他被错划为右派一案作了改正,恢复名誉。这时,胡已是78岁高龄。他感到欣慰的是党和政府最后还是实事求是地搞清了他的问题,并仍给予重视和信任。他被推选为中国民主建国会浙江省第一、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、顾问等职。
    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晚年生活,替他落实了住房。并设法将其小儿子从广西调回杭州。1984年7月,他的老伴黄雪瑛因病去世,他悲痛欲绝,不到一年亦随着病逝。   
    胡海秋一生爱国,为振兴民族工业而自强不息。他和他所创办的六一厂,在旧中国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,从创业、发展、兴旺直至被摧残得奄奄一息,但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,获得新生。他在80高龄时,还拿起笔来,为六一厂的创建和发展的历史,也为他自己一生实业救国的经历,写下了近万字的资料。
    他写道:“六一厂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革命的实践中,经过社会主义改造,才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微薄作用。我们这些人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,我十分珍视这一事实。回忆往事,作成笔录,以供后来者参考。”  

    (作者系原钱江业余学校副校长徐寿松,民建杭州市委会顾问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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